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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.界.觀--文化游擊主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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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當代城市到昏黃中世紀,書寫.繪畫.思維.故事產品的胡亂指摘.揭露與草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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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創作本命"有感與[轉錄]尊嚴,優雅的國家心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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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錄與創友高普對話中的一段:
--高普君想在沛變的不同類型中尋找不變的人性,這是其基本信念與方針,我在對話中用"這是他的本命?"作詢問,以下則是自己方面的觸發:

比較而言
有本命的創作比之於只是把創作作為推銷自我的工具的創作
後者其實是要讓社會認同自我 但自己其實沒有想講的話
那樣就陷入一種空泛的自我吞食中 因為終極目的是希望別人注視他 那無論題材和行止都很受制於這種企圖
創作行為也跟著化成了一種競爭  創作內容也變成可以用模仿和抄襲取代  而在解釋創作目的時也變得處處討好虛構  因為其終極目的並不是在輸出創作訴求

在現實上,這種二分很空泛,又或者也很難由表面言行畫分作者.遠觀時很難分辨他究竟是在消費主題還是推行主題.
其實並不想流於空泛討論
在回應上或許有溢美的感覺
但仍然很期待有本命的講故事者繼續說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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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身處這個世代,由於台灣過度渲染努力這個價值,即使所謂的"努力"僅是很自私的推陳自我,邊緣化他人,觀眾卻也前仆後繼上前抬轎,創作者想訴求的在哪裡反而無人關心,但個人堅信競爭絕非創作的規則。

  繼而言之,台灣社會又太被行銷所左右,所有的創作若沒有高能見度的行銷轟炸,或簡單眩目的特色,則很難被人認真看待,人們注意力缺乏,追逐不斷變動的流行,美其名為時尚,所以個人價值也流於虛無。那創作者和閱讀者的關係,最後將淪為消費關係,讀者不培養自己的眼光,就會被消費掉,作者投其所好,就是一種矮化讀者的欺騙。而這種交相賊追逐短線的氛圍,讓台灣很難深耕文化,每個類型都像是流沙一樣,經不起市場變動。

  但以上論點或許又有兩項前提;第一點行銷是必需的工具,因為代表一種專業化的手段,但不應本末倒置,不是說謊或盲從,而是找出重點與價值。第二點則是;若是那種敢大膽宣告自己堅持的價值的創作者,更應該多觀望世代的流變,對照自己的立場,不宜自滿自封。

  所謂的創作者和讀者不應該是從屬關係(理念而言也不應該是消費關係),但深深呼應著彼此的欲求和想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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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嚴,優雅的國家心靈
吳祥輝/文

 

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,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,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……

 

以易卜生命名的路

 

奧斯陸有一條主要道路,以挪威大文豪易卜生(Henrik Ibsen, 1828-1906)命名。人行道地面上,刻著許多易卜生作品中的重要句子。從易卜生博物館前開始,一路到Grand Hotel,總有兩三公里遠。身為十九世紀晚期的挪威大作家,連愛爾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葉慈在受獎致答時,都明說愛爾蘭戲劇受易卜生和班生的啟蒙。

 

「大多數絕對不是對,絕不。人口比例中是明智者多,還是笨蛋多?」

 

「少數可能是對的。多數總是錯的。」

 

易卜生不是在「反民主」。在新舊價值轉換的年代,守舊思維總是多數,符合統治者價值的總是自居主流。作家和其他行業一樣,自有專業標準和社會性功能。最傑出的作家描述當代,刻畫人心,開啟國民新的世紀心靈。作家是心靈的探索者,是國家心靈素質的指標。有怎樣的作家,就有怎樣的國家。

 

「在這個世界上,最堅強的人站立得最孤獨。」這正是世界級作家的堅持。他的劇作嚴厲批判各種政治流派的意識形態,以及挪威人的鄉鄙心靈和短視無知。

 

身為男人,他對父權社會的傳統思維和行為模式火力全開,絕不手軟。他激勵一百多年前的挪威女性。當「人」不讓,氣概萬千。

 

「她的家不在這裡,是在詩歌之船能夠映照的自由之海。」父權時代,女性的天職就是「顧家」。他向挪威男女老少宣告,禁錮女性,讓女人失去自由的地方就不是家。

 

「有勇氣當男人的,沒有人能夠非難我當個女人。」有種當男人,為什麼沒種讓女人當個自在的女人?

 

想想看,這是近一百五十年以前。我小時候,不過四十多年前,除了年夜飯特別外,平時一定是男人吃飽,女人才能上桌。這樣「不識時務」,「不為祖宗,而為子孫」的作家,看盡苦痛,也身陷其中。

 

「詩不是學來的。我接受悲痛賜予的天賦,然後才成為一個詩人。」易卜生如此自剖。「如果在寫作中,我不能做我自己,一切便只是謊言和詭計。」這是他的底線。堅守未來的陣線,絕不向「主流社會」妥協。

 

「真實之柱和自由之柱,是社會的兩大支柱。」被「外來政權」瑞典統治的年代,有何真實和自由可言?對抗扭曲人性和事實的社會,就是當代作家的天職。

 

「當你外出為真理和自由而戰,不要穿你最好的褲子。」對抗當權充滿危險,自己要做好準備。

 

「每當我拿起報紙,我彷彿看到鬼魅遊走在字裡行間。鬼魂滿布全國,密集得像海沙。」作家可能無法救社會,但自己會先得救。「寫作對我已經像洗澡,讓我的感知昇華得更乾淨,更健康和更自由。」

 

挪威誕生過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 

 

就閱讀而言,挪威人比台灣人幸福,至少他們有國產的大師傑作可讀。挪威誕生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:1903年的班生(Bjornstjerne Bjornson, 1832-1910),1920年的哈姆生(Knut Hamsun, 1859-1952),1928年的溫茜特(Sigrid Undset, 1882-1949)。

 

溫茜特以《克麗絲汀的一生》(Kristin Lavransdatter)為巔峰之作。中譯本兩大冊,長達約一千兩百頁,描述拒絕父權下的生命迴旋。哈姆生因《土地的成長》(The Growth of the Soil)的「原創性情節和風格」獲獎。他在致答時,向年輕人舉杯,寄望老人家「尊嚴優美地退後一步」。父權至上一直是挪威文學家刻畫的「事實記憶」、「情感記憶」和想移除的文明路障。

 

1903年,班生獲獎。這份「貴重禮物」更是難以想像。用現在的話說,班生是「挪威獨立」的「分離主義」作家。在「統獨之爭」正酣時,瑞典竟然把這最高榮譽頒給他,美麗得不可想像。就像中國把最高榮譽頒給「疆獨」、「藏獨」人士,或是達賴喇嘛。可能嗎?

 

頒獎辭更「誇張」。瑞典學院以空前,也可能絕後的話讚頌班生:「沒有任何國家的國歌,像班生為挪威所作的〈是的,我們愛祖國〉那麼動人。」

 

誰能想像,中國把最高桂冠頒給一位台灣人,讚譽他或她:「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寫的國歌,像他(或她)寫的台灣國歌那麼棒。」這純屬假想,台灣從來沒有國歌。

 

瑞典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經營得如此崇高。班生的致答辭也展現一代大文豪的風範:「多年以來,我和我的同胞致力追求挪威在聯盟國家中的地位。這種追求,對貴國是難堪的經驗。不過,挪威獲得平等的地位,應該也是貴國的光榮。」

 

在國家認同和新舊觀念內外對立的當年挪威,班生難以認同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。他激勵作家:「作家應當挑起更大的責任,因為他是帶領人類前進的舵手。」

 

如今已是當世「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」

 

 

卡蜜拉(Camilla Collett, 1813-1895)是挪威文學寫實主義的開創者。她的代表作《首長的女兒》(The District Governor's Daughters)出版於1850年代,描述女性的時代苦悶和難題,被視為挪威首部女權主義的現代小說。簡潔隨性的寫作調性,表現出揚棄舊形式的風格。

 

現實生活中,卡蜜拉是個「叛逆」的女兒。父兄都卓富聲望。她卻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,導致父女反目,兄妹失和。她拒絕父權主宰,因愛結合。丈夫過世後,她被迫賣掉房子,還是無力養活四個孩子,只好把較大的三人送給親戚收養。寧可忍痛割愛,也要為女性的獨立自主奮戰。她是挪威最早的女權運動者。1895年,卡蜜拉死於奧斯陸。她的雕像塑立於挪威王宮。

 

挪威天寒地凍,曾經「兒童悲慘」,「母親悲傷」。窮苦迷信的挪威母親棄嬰後,在逃避制裁中倉皇度日。代代文豪為女性攻堅傳統,傾心護航。挪威如今已是當世「母親和兒童的人間天堂」。透過文學小說,我們得以跨越百年時空,感同身受挪威國家心靈的成長。

 

易卜生和班生的全身雕像分立在奧斯陸國家戲劇院兩旁,儼然是挪威靈魂的守護神,注視著廣場上的人來人往。卡蜜拉是唯一立像在王宮庭院的平民。她既是開創者,也是弱勢者。挪威的王宮象徵挪威,挪威人對她的情感記憶真的無與倫比嗎?

 

「不然,要放在哪裡?」

 

「有什麼地方比王宮更適合嗎?」

 

「挪威克朗的百元鈔票,以前用的就是卡蜜拉的人像。」

 

這是挪威人給我的回答。

 

(本文選自即將於遠流出版的《驚喜挪威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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